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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联军的设想里，右翼可以很轻易就攻占下来，然后再和中央军一起围歼法军。
然而一开始右翼的法军确实很轻易就退却了，却并没有如联军设想得那样崩溃，反而拖住了更多的联军，与此同时法军重新占领高地，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为了夺回高地派上了预备队。
圣多明各可以理解为吸引联军兵力的右翼，如果拿破仑和联军的统帅一样不断投入兵力进去，它就会形成一个致命的泥沼，不仅仅是消耗了军费和兵力，还会将信心给打没了，疾病尤其影响士气。
而圣多明各人则会殊死抵抗，瓜德罗普的奴隶起义军宁可自爆也不愿意做奴隶，这种鱼死网破、同归于尽的战场可不是欧洲，彼此还要优待俘虏。
打到后来波兰人都拒绝执行命令了，马赛的瑞士雇佣兵登船前听说要去圣多明哥也发生了哗变，那片曾经非常富饶、出产了很多蔗糖的富裕之地变得让人畏惧，不再想前往。
生活是需要必需品的，人作为一种社会存在，每个人都不可能凭一己之力满足本人的全部需求，建国初期的美利坚合众国也需要欧洲的货物。
赖有社会分工和交换，个人想方设法自由奋斗，也会满足个人的某些需求，但有些需求，而且是最基本的需求恐怕不能自给自足。至于国防量大而广，则超出了任何个人的负担能力，这些个人不可能办到又对整个社会及每个成员生死攸关的必需品便构成了共同利益，也可以称呼为公共利益。
共同利益涵盖了所有人的需求，而满足这些需求又影响到了个人的命运，它会随着时代、社会形态、公众心理和科技发展而不断变化。科技的发展足够改变社会的结构，比如运力的改变，由畜力转变为蒸汽机再到电力的过程，养马的会逐步变少，取而代之的是电厂的工人增加
这个力量是如此强大，导致了行政法不能像其他法律一样形成法典，英美最早形成法典的便是不动产法典，因为不动产是稳定且难以改变的。
“上层建筑”的构建需要出色的设计师，它要是不够稳，经不起风吹雨打一样要垮塌的，要是住在屋里的人还在里面摇晃柱子，那没有风雨也要垮塌。
边沁认为“最大的利益”是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它是社会性的，实际操作中却发现每个人都是按照自己的价值利益最大化行事。奴隶制、对工人的残酷剥削，那个东方来的巫师对西弗勒斯说“最大的利益”这句话很像英国人说的。
共同利益不一定有利润，因而不会有人主动去承担，但它又是与生死攸关的，凭个人力量无法达成。
团结对有共同需求并且想要实现共同利益的共和国很重要，法兰西共和国的邻居荷兰在路易十四时期已经是共和国体制了，当时他们的行政权力就很大。
三权分立英语是checksandbalance，法语是séparationdespouvoirs，德语是Gewaltenteilung，这三个词分别注重“核查与平衡”、“分开”和“权力分配”。
在英国代议制和美国总统制为了避免两只猴子联合起来把一只猴子给弄死了，需要君主和总统有否决权，这样就算一只猴子犯了错，另外两只也没法制裁它，三只猴子也大小差不多。
法国的行政和司法就搅合在一起，这还是巴黎高等法院弄出来的。在君主制时代，巴黎高等法院不仅具有司法职能，还有行政职能，国王赦令的注册权和谏诤权也在法官的手里，也就是说国王的命令要巴黎法院的注册才能生效，因此巴黎法官们时常运用注册权与国王对抗。
当路易十五打算对财政进行改革时，巴黎法官们就上扩张，以当时欧洲大陆上的路况补给会跟不上的。
以战养战不仅对当地居民造成了灾难，并且如果和俄国一样搞焦土政策，那就根本没有任何补给的机会，最终骑兵也只能杀马充饥了。
若与盎格鲁撒克逊制度相比较，英国的制度更奉行相反的逻辑，他们注重政府的权利与个人的权利协调一致，《谷物法》和爱尔兰饥荒就是例子。
直白点的说法，盎格鲁撒克逊制度更像是个人权利的保护者。提倡政治理性的启蒙思想和公共意志在1789年突然决裂了，当时采纳的意见是：法律是公共意志的表现。
如果法兰西有个无冕之王，那就是公共意志、共同利益，它在1789年被加冕，却没有王冠，体现出来的是《人权宣言》：人人都可获得幸福，社会差别只能建立在公益基础上。
行政法官之所以追求灵活是力图同共民的权利和自由协调起来达到平衡，法官能遵循自己的主张，比如波莫纳用萨克利法来判决盗尸案，这不是绝对公正的，英国人没干怎么赔礼道歉加赔钱呢？这是个衡平，如弃妻案一样，被抛弃的妻子只有房子，银行收走了抵押她住哪儿？
娇艳的花朵需要呵护，美国人爱搞土地投机，法国大革命一扫等级和特权的时候，民法依旧关注着它以前关切的东西，拿破仑法典的基础是民事习惯和君主颁布的法令，这些法律质料经过适当的编辑和本土化后依旧可以适用于魁北克，那里没有被大革命波及。
那位在玛丽安托瓦内特花园里，坐在爱之殿堂边，肤色又黑又粗糙的男人就是德·沃德勒伊侯爵，他不仅是玛丽安托瓦内特的朋友，还曾是加拿大总督。
如果是美国独立战争是为了捍卫十三州的代议制，那么吞并路易斯安那就可能撼动这个“永恒的社会之约”了，制宪会议已经含糊过去了一次了。
曾经模棱两可的公共意志革命现在又开始清晰了，西耶斯发明了一种选举法，将普遍选举和名流选举合并起来，扩大了纳税选举的范围，这是有代议制性质的，普通公民没有权利代表人民，也没有权利以个人名义授予一种权利，要从代表人民的全民代表中产生。
举个例子，专利工人，他们是工人却有专利，可以参与劳资调解委员会，和雇主代表坐在一起裁决劳资纠纷、工资支付及安全、卫生问题。
工人信任那个代表他们和雇主谈判，如果他和他们一样的话就有风险，但有专利不一样了，他可以带着专利离开这家工厂，到别的地方去，失去专利的厂家会失去竞争力，专利所有权还要付钱打官司的。
只要是没有丧失公民权的公民都有资格当选，当公民加入外国国籍，接受外国政府提供的职务或者年金、参加主张生而不平等的外国组织、被判处身刑或加辱刑者都会失去公民权。
身刑包括死刑和徒刑，加辱刑则是具有侮辱性和损人名誉的性质，因为被军医摁着种牛痘的“红胳膊”名誉受损了，不过她们并没有受刑，种痘而已，而且种痘不会死，不种痘才会得天花得病死，所以她们还是公民。
这个做法不是原创，是赫敏格兰杰想出来的，那个告密的玛丽埃塔·艾克莫脸上出了密密麻麻的紫色脓包，拼成了“告密生”。
她当时签了契约，而她脸上的痘则是告密的惩罚。
其实那份删改的独立宣言可以不保存，这样就没人知道了。
不过这些“国父”们可能希望“后人”可以解决他们遗留的问题，如同得了绝症冰冻起来的人，等以后技术先进了，将他们“复活”并治好他们的病小】
【说】
每个有生命力的国家都有上天希望它实现的某种理想，而且这种理想的实现是其特殊的事业、使命或天命。
希望这一次荒野的狮子对了北极星，别再在自己的沙漠里迷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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