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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银本位以前，封建国家缺乏货币，这也是不争的事实。拿着铜金属造铜钱，就等于是在直接创造“财富”，这条荒谬的定律，在中国古代某个时间段里面，是成立的
甚至这种“财富”在当时还属于十分优质，根本不担心贬值抢手货。
造铜钱就等于是凭空变出“钱”来洗劫社会层面的实物财富（如粮食、布匹、劳力等），这一点不需要怀疑，哪个统治者做的事情，本质都是一样的。
造钱便等于是抢劫。区别只是在于，拿这些铜钱去抢谁的财富。
铜的重量在绝大部分统治者看来，不过是铸钱的成本而已，本身不代表任何意义。这些人绝大多数对经济学一无所知，所做的事情不过是变着法子搜刮民间而已。
特别是在南北朝，国家的生命周期短，都是可劲的作死，在这方面花样繁多。
比如说南陈的太货六铢。
陈宣帝为了北伐，铸造新钱搜刮民间财富。然而新钱尽管铸造精美，在当时却并不受欢迎。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这种钱币大小和旧五铢相仿，而朝廷规定新钱一枚要抵十枚旧五铢钱！
这种脑残一样的货币贬值，而且是官府强行规定的，完全是对人民的残酷剥削，把别人当傻子在耍，于是引起民众的强烈不满，纷纷抵制这种钱，还是用旧式的五铢钱多。
旧式五铢钱乃是陈文帝为了稳定民生所铸，当时对于稳定江南经济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乃是南朝流通最广的钱。
由于新钱文上“六”字看上去很像一个人叉着腰，于是民间传出了“太货六铢钱，叉腰哭天子”的民谣。
这些形形色色的铜钱，从开始铸钱的源头起就是套路，越后面铜钱越来越薄，越来越小，掺杂的其他金属也越来越多。乃至有萧衍的骚操作，直接改铜为铁，用铁钱代替铜钱流通。
封建老财们已经隐约知道货币不等于货币本身的使用价值这样的概念，然而却对其中的“本位制度”不屑一顾，要么是一知半解，要么是根本就不在乎。
铜钱所发挥的作用，更多的是官府洗劫民间的一种手段，反倒是布民间，孰轻孰重，柴荣心里有数，他能打出北宋的基业，确实不是偶然。
柴荣的玩法，还是把铜钱当“钱”用，而刘都督的玩法，已经超脱货币的范畴，把铜钱当奢侈品在炒作，利用舆论给这些铜钱加上了一层神秘色彩，使其天然具有一定的奢侈品属性与收藏价值。
爱惜民力的刘都督，根本就没想过让这些钱在民间流通。
第一层，通过抢劫佛寺的铜佛，打击影响国家实力的佛教，却又不把他们逼到墙角得罪死。佛寺失去了铜佛，不过是肉疼而已，寺庙与田产都在，那根基就在，犯不着跟朝廷对着干。
第二层，通过炒作铜钱的神秘色彩，让朝廷的狗托们反复回购拉高币值，引诱寺庙“回购”铜钱，他们将能吃能穿的粮食布匹，换成仅有象征意义的铜钱。
形成一种“买佛钱多的寺庙才是真敬佛”的舆论氛围。
有的寺庙肯定会再次熔钱铸佛，刘都督还有后手等着他们。不过也有些寺庙估计只会对信徒们售卖这些铜钱，而买得起这些“佛钱”的，必然非富即贵。
换言之，不会流通到穷苦百姓手里，自然也不是在洗劫他们的财富。那些权贵们大出血，刘都督一点也不心疼。
第三层，用这些从寺庙与权贵那边直接或间接收割来的粮食布匹，来抵充朝廷大军南下平叛的军费。只要常平仓里面粮食足够，便可以堵死世家大户趁着刘都督南下的时机，囤积居奇哄抬粮价，以此为要挟谋取政治利益的行为。
第四层，各类佛寺为了弥补亏空，必然要大肆作妖捞钱，这便为了将来刘都督将其一网打尽铺垫了基础。北伐高欢之前，肯定要搞一波灭佛运动的，要不然南朝社会人口不足的毛病肯定无法根治。
优胜劣汰之下，那些作奸犯科过多的，自然是活不下来，到时候将这些寺庙的土地拿来论功行赏，刺激军中将校奋勇杀敌，岂不是件美事
刘都督有后世的眼光，但他不是用这些来作威作福，抢劫老百姓们的血汗钱。而是在做“补不足而损有余”的事情，尽自己所能让百姓生活得轻松一些。
体恤百姓，爱惜民生，这些话不是随便喊一下口号就算了，他是很认真的在践行着。
这些本来应该在正文里面说，不过写了就失去韵味了。写在资料片里面，白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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